香港二樓書店 > 蒙面女人•漂亮男人：那些三毛沒告訴你的沙漠故事

推薦序

問最簡單的問題，再慢慢回答它

唐諾

　　朱天心讀這本書時這麼說：「純如真是個會講事情的人。」——讓老牌小說家在她最專業處心生如此感慨，這於是不同於簡單的、一般意義的讚賞。

　　純如的文字飽滿但很乾淨，最重要是準確，線條始終是清晰的；準確、牢記初衷的文字讓敘述即便在最微妙、最不容易講清楚的時刻仍是穩定的、晶瑩的。真正動人的奧祕遠在書寫執行之前，來自於一個認真、專注，只想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的人——書寫是一門艱難的專業技藝，而最難的極可能是，你如何通過文字來想它並深深記住它，不是被文字（包含書寫格式）媚惑、拉動、拉走。

　　讀一下〈壞女孩〉那一段吧，那個半夜敲門求救、才十三四歲「天真�狡獪」（可見生命壓力來得多早、多大）的巴基斯坦女孩。

　　這本《蒙面女人•漂亮男人：那些三毛沒告訴你的沙漠故事》寫她在沙烏地阿拉伯異地三年，語調是思索的偏向批判，帶著堂堂的憤怒和深深不解——書寫的憤怒大致分兩種：一是生氣、牢騷、抱怨，個人的，我的權益被侵犯，這是較常見的，常見到幾乎是現代人唯一會的憤怒方式；另一種則是所謂的「義憤」，因為道理、價值、信念而生氣，憤怒上達應然、普遍、眾生的層面，不是我，或說不只因為是我，而是任何人都不該、不可以被如此對待，任何人也絕不該這麼對待別人云云，這愈來愈罕見宛如人們已失去的能力如錢永祥感慨的。純如會是哪一種呢？我認得、一道工作多年的純如是個不多說話、不爭的人，她喜歡沈靜待自己世界裡面。我因此想到漢娜•鄂蘭說蘿莎•盧森堡那番著名的話：盧森堡是二十世紀初極了不起的異議者、革命者，人們往往把她的堅毅不屈誤為狂暴，稱她「紅色蘿莎」，但其實，她愛花愛貓愛鳥，是個很溫柔很敏感的人，有夠好的學問，還對文學有極佳的閱讀習慣和鑑賞力，鄂蘭說，如果不是這個世界冒犯了她對自由和正義的想法和感受，蘿莎•盧森堡會一輩子只沉浸在生物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裡。

　　這本書若有什麼令人不安的地方，必定在於「政治正確性」——跨國、跨文化、還跨宗教崇拜的記述和思索，幾世紀下來的慘慟歷史經驗教會了我們得審慎，把絕大部分想講的話吞回去，這就是所謂的文化相對主義，以領頭闖禍的人類學為其核心（早期的人類學深深烙著帝國主義的罪惡印記）。粗糙來說，前往任何一個不同國度、社會、社群時，千萬記得把自身價值信念乃至於理性從行李拿出來，然後，任何你看到殘酷、駭人、慘不忍睹，乃至於除了不公不義難有其他解釋的事物（包含法律、宗教誡令、社會規範、風俗習慣，以及「人性」），都得努力視之為這一社會、這一文化（功能上的、或結構性的）得以順利延續運行、不可單獨抽走的必要構成成分。

　　然而，這樣的徹底文化相對思維論也必定引發另一側的不安，包含人最樸素的、不讓的、我以為絕不可能也不該被戒除的不安。《憂鬱的熱帶》這本書，純如在無事可做無處可去的沙烏地阿拉伯讀完的，書寫者正是大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李維-史陀觀察到一個有趣現象——那些田野工作時謹慎不發一言、甚至連表情都不敢洩露的人類學者，回到自身社會，往往每一件小事都跳出來大發議論還罵人，不是都該視之為所在社會不可更動的一部分嗎？還是我們終究相信世界可以更好更公義而且仍有基本的是非善惡？某些社會社群殺嬰或殘酷對待女性云云的情事，是功能的、結構的？還只是人的愚行惡事、甚或還是某種利益獨占的拙劣手段？

　　多年之後，（八十多歲的）李維-史陀這麼說：「我們稱之為『原始的』那些社團並非那麼原始，但他們希望自己真的是原始社團。他們自視為原始社團，因為他們的理想是讓自己停留在諸神或祖先在有始之初創造出他們的那種境地之中，當然，這是一種錯覺；這些社團絲毫不比其他社團更能逃逸出歷史的變遷。」——純如很知道這一無可遁逃的歷史變遷，她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女化妝室清清楚楚看到了。問題只在於：是無奈的變遷？還是人多少可以有所選擇、有著判斷和期待的變遷？

　　有一種書籍和書寫方式，我們曾俏皮命名為諸如「火星來的XX學家看XX」，意思是藉助某一雙外來的、新鮮的、不遮蔽的眼睛來重看我們已熟悉到無感的所在世界，重點是去除盲點，因著習慣、淡漠乃至於長時間無可奈何而遍在的盲點，問出看似較簡單、卻也最直接根本的問題。

　　這其實也是托爾斯泰的基本書寫方式，他複雜精細如狐狸千智的大小說，常常是從一兩個天真、天真到讓人幾乎無法回答的問題冷不防啟動的、打開的。

　　只要是問題都是該問的，基本上，我以為沒有什麼不恰當的問題，只有不恰當的答案或說回答方式，會闖禍的是回答方式。

　　問最簡單的問題，再用幾年、十幾年乃至於一生的時間（閱讀、搜尋、思索、經驗……）來奮力回答它——我們可提醒自己這麼做，甚至讓它成為一種習慣。這本《蒙面女人•漂亮男人：那些三毛沒告訴你的沙漠故事》是個示範，也會是一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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